【编者按】2023年我们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百年师大铸辉煌，一代代师大人为学校励精图治、砥砺前行；百年师大正青春，一个个师大人为学校奋勇争先、出彩添彩。迎接百年校庆，奋力创建一流，学校的光荣与梦想，离不开每一位师大人的倾情奉献。为进一步选树先进榜样，鼓舞师生斗志，凝聚师大力量，校园网特推出“竞相出彩献百年”栏目，讲述师大人出彩故事，展现百年师大卓越风采。
吴祖谋（1926—2021），江苏六合人。法学教授，享受国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46 年考入浙江大学法律系，1949 年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0 年被分配到河南新乡中学工作，1952年到平原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职。1962 年调入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前身）政教系，主要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课程。20 世纪 80 年代起讲授法学概论并担任法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河南省法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法学会法理法史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主编《法学概论》从初版至今，经过九次修订，累计发行近300 万册，成为统编法学教材中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1989 年、1992 年，该书分别获得河南省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全国优秀教材奖。
初到平原，开启一生教育之路
1950年，吴祖谋作为新中国第一届高校毕业生的一员，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毕业典礼在辅仁大学（原北京辅仁大学）举行。“当时周总理、朱老总和萧华主任都在，萧华主任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盼到你们了！’”吴祖谋笑着讲道。
几天后，在北京大学的校本部、红旗杂志社的小礼堂里，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宣布毕业生的工作去向。“说让我去平原省的时候，我还有些迷糊，后来听同学说这是位于豫北鲁西的一带的新省，省会新乡市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吴祖谋对分配工作的那一天记忆犹新。
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吴祖谋坐上了开往平原省的列车。年轻的他或许不会想到，这一待就是七十二年，自己对于这个地方的感情甚至可以浓厚到让他以“异乡河南人”自居。
吴祖谋一行人临时住进了新乡小北街的一栋民宅，平原省政府的招待所。房间里是两三张用木板钉成的单人床，床上铺着高粱秆做的席子，席子一半在床上，一半靠着土墙。“我们只带了被子和几件衣服，把被子打开，一半垫着一半盖着。也没有洗澡这一说，民宅里有一口井，大家就到井边打水擦身体。”
等待正式分配的日子对于吴祖谋一行人来说格外漫长。在招待所住了一两天还没分配，一行人有点着急了。“有一天突然来消息说，晁哲甫省长（时任平原省政府主席）要请大学生吃饭。大家当时都是又着急又激动，去吃饭的路上不知道走得比平时快上几倍。”
“到了饭厅一看，摆了二三十张饭桌，没有凳子。桌子上放着四个像盆一样的容器用来装菜，有肉丸子，也有白菜粉条。晁省长进来的时候，大家赶紧鼓掌欢迎。每个人端着碗，省长说：‘开动！’大家就都站着一块吃，省长也站着吃。吃完之后，省长说：‘大家别走。’”工作正式分配就这样开始了。
跟吴祖谋谈工作的人给了他三个选择，一是到广播电视台，二是去机关单位，三是去学校。吴祖谋心想，学校是聘任制，可以先干一年，觉得不合适就离开。带着略有些复杂的心情，吴祖谋来到了当时还在一座破庙之中的新乡中学，开启了教师生涯，没想到，这成为他整个教育事业的开端。
青年岁月，立身师大教育事业
1951年，平原师范学院正式成立并招生，吴祖谋和新乡中学的校长闫兴武一起从新乡中学来到平原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学习。
当时，学院正处于办学初期，应文教厅提出的提高全省中小学师资质量的要求，开设历史、数学和语文等训练班。“办这个班的目的是充实平原省中学的师资力量，同时也为平原省中学培养一些行政人员，像校长、教导主任。”吴祖谋说。
吴祖谋入学后成为了历史培训班的学员，并担任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会主席，同时负责广播站的工作。“学院装了个大喇叭，中央报纸有什么重要新闻就通过这个广播来向全院宣布。斯大林去世时，新闻副稿很长，就是我拿着报纸在广播站念的。”吴祖谋说。
“当时学校没有围墙，只有几座楼。办公楼在最东边，是L型的，两层；院办、财务处等办公场所都在楼下。卫河的河堤还是土筑的，大概也就有房子这么宽。到下午四五点钟课外活动的时候，师生在河堤散步，一眼看去都是麦田、红薯地。”吴祖谋说。
一年后，培训班结束，吴祖谋留在平原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职，教授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基础课。“师资、图书、教学设备都很缺乏，我们能用的教材就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吴祖谋回忆。
1953年，学院和河南大学分别成立了并校机构，进行了系科调整，平原师范学院名称改为“河南师范学院第二院”（以下简称“二院”）。这改善了学校的设施条件，加强了教学力量，为学校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为了促进教学和科研发展，学院选拔一批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吴祖谋名列其中。“1954到1956年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系统地学习了法学知识。”研究生时期系统的法学教育，给吴祖谋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
1956年，二院更名为新乡师范学院。此时，马列主义教研室有教职人员33人，其中讲师9人，成立了党史组、哲学组和政治经济学组。在吴祖谋和多位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马列主义教研工作初成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年，吴祖谋开启校报创刊和采编工作。当时的校报定名为《新乡师院》（现《河南师大报》），一个星期出一张，由编辑和记者到各个系约稿，主要报道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学校政策和讲学的动态等，记录学校的发展和变化。“报纸是油印的，自己手写，还得照着报纸样子编排；后来也用过石印，写在石头上；之后也有铅印，用铅字排版。”吴祖谋说，这些报纸在师大图书馆应该能够找到。
学有所成，躬身耕耘法学教育
“大跃进”期间，吴祖谋被打成右派离开讲台，白天辛苦劳动，晚上几十个人挤在屋子里学习，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四年。平反运动开始后，教育部提出要在政教系开设法学课。1962年，吴祖谋到河南大学政教系任教。缺少教材，吴祖谋就开始想法子。“以1954年宪法、苏联的宪法为大纲，再加上我自己有些‘老底子’，我开始编写法学讲义。”
边写边讲的状况没能持续多久，“文革”的到来让吴祖谋的心血毁于一旦。“晚上弄个脸盆，一把火全烧了。”吴祖谋说。“文革”浩劫中，他不得不下乡劳动，又到“五七”农场去锻炼，再次离开他心心念念的教育事业。生活虽艰苦，但他一直惦记着国家的教育事业，关于法学教育方面的问题始终在他脑海中盘旋不去。
“文革”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法制和教育事业，吴祖谋重回岗位，决心用法学知识在教育领域开拓一片天地。恰逢教育部筹备开设法学概论课，作为师范院校政治教育系的课程。“全国既没有教材，也没有教学大纲，甚至没有人给政教系学生教过这门课，我左思右想，琢磨着我们必须得编写一部教材了。”吴祖谋正式开始筹划教材编写工作。
为了将心中的想法付诸实践，他走访国内多所政法类高校，得到很多心系祖国教育事业人士的支持。“我同学得知我要编《法学概论》这件事后，立刻把我介绍给了教育司的王副司长，王副司长让我在一个月之内写一个大纲寄到北京化学教材编辑部。”吴祖谋回忆。
当天晚上见过王副司长，吴祖谋心潮澎湃，随即埋头伏案，一夜之间写了十几张稿纸的教材纲要，章、节、目整整齐齐。其实，吴祖谋早已计划开设这门课程，对这本书该怎么编，“心里是有数的”。第二天，王副司长看完大纲，当即决定让吴祖谋去北京准备编书。
《法学概论》从1980年开始编写，1982年正式出版。教材受到了业内外的一致好评，一度成为北京新华书店最畅销的读物之一，中共中央宣传部把本书列为干部自学必读的20本教材之一。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吴祖谋拿到了国务院的第一批特殊津贴。诸多荣誉纷至沓来，吴祖谋却说：“我对这些事看得很淡，那些证书跑到哪去了我都不记得了。”
在吴祖谋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师范院校的法学基础教育有了大纲，有了教材，使无数求知若渴的学子能够接受更加系统的基础法学教育。但吴祖谋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虽然有了教材，却缺乏相应的师资。面对如此情况，他决定开办法学概论师资培训班。
说干就干，吴祖谋立刻开始找场地。“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向教育部请示后，批了一栋宿舍楼给我。”有了场地，专家却太少，吴祖谋又东奔西走地请专家。学校批给了他一辆华沙牌的“老爷车”，他就坐着这个车去各高校请专家。
“请来的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同学，一个小时只有5块钱，他们也都来讲课，刑法、民法都讲过。哪个专家定的哪一天上课，到时候我就去接。”全国七十多所院校的百余位老师都来到这里听讲，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就这样，专家们利用有限的教材和自身专业知识，为各个高校政教系培养能够教授法学专业知识的教师。
“当时学员们用录音机把专家们讲的课都录下来，每堂课轮流一个人保管录音机，课后把录音整理出来。等4个月的培训班念完了，每人手里也有100多万字的资料，凭着这个东西就可以讲课了。”吴祖谋说。多年后，这批培训班里的专家和老师在法学等领域都有所成就。有人评价，“师范院校的法学老师师资队伍，在这个班初步形成了。”
再回到河南，吴祖谋仍执教讲台，在这块并不肥沃的高校法学土地耕耘。从1950年至今，吴祖谋以亲历者的身份，一路陪伴河南教育事业发展壮大。七十年笔耕不辍、七十年诲人不倦，这一场长达七十年的陪伴倾注了吴祖谋最真挚的情感。正如他所说，他成为了一名“异乡河南人”。
这七十年，是河南教育高速发展的七十年，更是中国教育高速发展的七十年。“最初参加工作，我想着要为祖国尽一份力，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在某一未知领域开辟一条道路。现在，一代代人在教育领域继续耕耘，正不断开拓一方新天地。”吴祖谋说。
（大学生记者 苏蓬莉 刘子婵 张悦然 岳 嵩/文）
